​1976年2月，已经高中毕业两年的我在鄱阳县应征入伍，来到南昌西郊的原福州军区军政干校（现陆军步兵学院）服役。

1977年，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10余年的高考得以恢复。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给福州军区军政干校下达了4个考大学的名额，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江西大学、赣南医专各1名。当时已经调到干校训练部机关当兵的我有机会报了名，与20多名来自干校各单位的战友一起准备参加地方组织的统一考试。

干校当时让我们在高考前就填报了志愿，并告知考分在前4名的就可以上大学。

考试成绩出来后，考分第一名的填报了是北京大学；我的考分排第二，填报的复旦大学。那时心里有点窃喜，以为真的可以上复旦大学了。

就在我们翘首以盼录取通知书的时候，1977年9月13日，干校收到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通知，即参加高考考生的成绩必须达到地方规定的录取分数线，否则不予录取。

那时即使是我们成绩位居前4名的人，也没有一人到达了江西省高招办规定的录取分数线，于是我们上大学的梦统统破灭了，为此我们戏称当年的高考落选为“9.13事件”。

1978年，差不多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原帮人马再次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这次总政治部没有下达具体的大学名额，一切按照地方规则进行。

从1977年恢复高考的前3年，国家规定现役军人都可以参加地方高考并报考地方大学。

那时高考虽也分文、理科，但没有一、二、三本之分，只分本科、专科和中专。

我报考的是文科，当年江西的文科本科录取分数线320分。我在考试结束公布的分数是319分。

就在我请假回鄱阳县老家探望病危的祖母期间，接到了部队通知我立即返回部队参加高考体检的电报。我与躺在床上病危的祖母和家人匆匆告别后返回部队参加了高考录取体检，并开始静候录取通知。

那年江西的高考录取工作在景德镇进行。没过多久，与我一道参加体检的其他3位战友都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唯独没有我半点消息。当时被派往景德镇负责军队考生录取联络工作的是从南昌警备区抽调的一位姓刘的科长，刘科长从景德镇录取现场多次打电话到我们福州军区军政干校干部处，告知录取现场没有我的高考档案。在干部处转告我这一情况后，我自己也不知所措，一时感到很茫然。眼看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其他3位战友都要去大学报到了，而我却因档案找不到而无法被录取。

情急之下我给江西省高招办写了一封信，将我的情况反映给他们。那知道我的信寄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等到高考录取结束后也没有我的录取消息。

当军政干校训练部沙杰部长得知我的情况后，非常关心和重视（我当时在训练部电化教学组工作），专门派了一位叫皮国荣的参谋到省高招办为我录取的事情进行交涉。

从省高招办交涉回来的皮参谋告诉我，当时省高招办就设在南昌市民德路三中进大门的楼上，只有两三间简陋的办公室。听到皮参谋说明来意后，一位工作人员当着皮参谋的面从一间堆满资料的房间里轻而易举地就翻到了我的档案。可见当时的高考录取工作是多么的马虎！

由于当时高考录取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那位工作人员向皮参谋说了几句简单道歉的话后就把责任给推卸得一干二净了。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让皮参谋把我的高考档案带了回来。

皮参谋回来把交涉的情况向沙部长报告后，沙部长也无可奈何，让皮参谋安慰了我一通，鼓励我来年重考。皮参谋把从高招办带回的我的高考档案交给了我自己保管。

当天晚上，我从皮参谋交给我的档案袋里拿出了我的高考试卷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才发现改卷的人竟然把我的高考总分也算错了。

当时通知我参加高考体检时公布的我的高考总分是319分。而1978年江西高考文、理科数学是共用一套试卷的，只是规定计算分数时理科按照1:1计算；文科按照1:1.3计算。我考的是文科，没想到阅卷老师在阅改我的数学试卷时，并没有按照文科1:1.3的比例给我计分，而是按照理科1:1给我的数学计了25分。如果按照文科1:1.3计算，我的数学分数应该是32.5分，这样我的高考总成绩应该326.5分，已经超过了江西省文科本来录取分数线6.5分。

后来才知道，1978年高考全国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当时少计算我7.5分对于正常录取的影响真的是难以想象。问题是不仅高考阅卷老师少算了我的分，省高招办又漏投了我的高考档案，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双重打击！

于是我向部队请假自己拿了档案找到省高招办再次进行交涉。省高招办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听到我反映的情况后，当即就和我一起把我的数学试卷拿到楼下给三中的一位数学老师检查，该数学老师在仔细检查了我的数学试卷后，发现我的数学试卷的确是按规定少计算了7.5分。在得到三中那位数学老师明确的更正后，省高招办那位工作人员开始对漏投我的档案并出现数学试卷少计算分的情况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你看高考才刚恢复两年，这里人少事多，工作杂乱，难免不出现差错”。他还告诉我：“现在全省高考录取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在景德镇参加录取的同志都已经撤了回来，你就等明年再考吧！”他那几句轻飘飘的话就把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军人给打发了回来。

回到部队我越想越觉得委屈，可是向谁去诉说呢？

这时我想到了那位负责江西高考军队招生的南昌警备区的刘科长，我从干部处要到了刘科长的电话号码，直接给他打了电话，把我的详细情况和我的委屈一股脑地倾诉给了他。刘科长耐心听完了我的倾诉后，对我考分超过本科录取线，因阅卷老师的失误和省高招办工作人员的粗心漏投档案而错过录取感到非常遗憾，对我的倾诉、遭遇也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同情。刘科长接着安慰我：“听说今年会扩大招生，只要有扩大招生名额，我会第一个把你的档案投出去”。对刘科长的理解、同情和安慰我非常感激并向他表示了深深的谢意。给刘科长打完电话后，我的负面情绪似乎得到了一些释放，于是我带着几分无奈和一线希望重新投入到了部队的工作和生活中去。

没过多久，高考扩招果然开始了，但是仅仅限于专科学校。刘科长也没有食言，把我的档案第一个投了出去。于是我被扩招到当时位于南昌北郊的下罗山上的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政治班（即今天的江西科技师范大学），使得我这一生与全日制本科大学擦肩而过，与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其实我们部队还有一位石姓职工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儿子石磊奇那年也和我们一起参加了高考（他考的是理科，分数也上了本科录取线），也因为录取时没有找到他的高考报名表而被耽误，后来找到报名表同被扩招到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物理系。

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还是搭上了当年高考录取的最后一班车。虽然一波三折，也还算是幸运。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高考录取工作是多么混乱和马虎，当然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责怪哪一个具体的人。可以说没有当年的混乱、马虎，也就没有今天的严谨、规范。

因为是扩招，我记得是在1978年12月才入校的，由于南昌分院1977年才创办，全院只有两届学生，我是全院唯一一位现役军人学生，加上又是党员，所以我被推选为学院第一届学生会劳动卫生部副部长，第二届学生会劳动卫生部部长。

今年是母校办学70周年，也是我们七八级校友入学45周年。为此，我以一首《七律·因缘》来结束本文。

　　                                                 七律·因缘

　　                                 重临母校忆当年，往事飘浮在近边。

　　                                 两度报名奔考点，一回扩录续新篇。

　　                                 人生难得几拼搏，断梦不时常复圆。

　　                                 今又共同迎庆典，皆和分院有因缘。

作者简介:

李景发，男，1957.3出生于江西鄱阳县，1976.2入伍在原福州军区军政干校（现陆军步兵学院)服役，1978年.12经全国高考入原江西师范学院南昌分院（现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政治班学习，1981.7毕业后回原福州军区军政干校（现陆军步兵学院)政治部先后任政治教官、新闻干事等。1989.8转业在江西省民政厅秘书（主任科员)。1993.3在中国江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办公室任秘书科长、副主任、出国劳务人员培训中心主任，2017.3退休。有若干新闻、文学及理论文章见诸军队和地方报刊。江西省诗词学会会员，已出版诗词楹联集《吟坛学步